美国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诞生。
法兰兹·鲍亚士
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或译弗朗茨·博厄斯，是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如同许多当年的先驱者，他的学科训练来自其他学科；他获得物理学博士，并从事地理学的博士后研究。他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人类文化与社会的研究，这个领域先前植基于围绕着奇闻轶事的巨型理论论述。
[编辑本段]学术生涯早期：博物馆研究
在19世纪晚期，美国人类学受到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简称BAE）的控制，由约翰·威斯利·鲍威尔担任局长，他是一位地质学家，支持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文化演化理论。美国民族学局座落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且史密森的民族学主管欧提斯·梅森（Otis T. Mason）与鲍威尔一样信奉文化演化（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是个重要的——尽管规模较小——人类学的研究中心）。
正是在鲍亚士为博物馆征集藏品与展览而工作期间，鲍亚士形成了其对文化的基本见解，这使他离开博物馆，而寻求将人类学建立为一门学科。
在这段期间，鲍亚士再度前往太平洋西北岸，达五次之多。他持续进行的田野研究使他想到，文化做为解释人类行为的一个地方脉络。他对于地方脉络和历史的强调，使他反对当时的主流思想模式：文化演化。
鲍亚士起初在亲属关系问题上，与演化论相决裂。摩尔根主张，所有人类社会都是从最初的母系组织形态转变为父系组织。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北海岸的印第安团体，如钦西安人（Tsimshian）和特林吉特人（Tlingit），都是被归类到母系氏族。而南海岸的印第安人如努特卡人（Nootka）以及萨利什人（Salish）被归类为父系团体。鲍亚士关注夸扣特尔人（Kwakiutl），他们居住在上述两群之间。夸扣特尔人似乎具有混合特征。在婚前，一个男人将采用其妻子父亲的名字和羽饰。他的孩子也采用这些名字和羽饰，尽管他的儿子在结婚时就会失去它们。名字和羽饰因此保存在母系中。起初，鲍亚士如在他之前的摩尔根一样，认为夸扣特尔人曾经和他们北方邻族一样是母系的，但后来他们开始演化到父系团体。然而1897年他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主张夸扣特尔人是从早先的父系组织转变成母系组织，这是由于他们向北方邻族学习了母系原则。
鲍亚士对摩尔根理论的拒斥，导致他在一篇于1907年发表的文章里，挑战欧提斯的博物馆展示原则。然而，更有问题的是关于因果关系及分类的基本问题。物质文化的演化观点使得博物馆研究人员根据技术发展的功能或级别来组织展品。研究人员假定器物的形态变迁，反映了一些前进式演化的自然过程。但鲍亚士认为，一件器物的形态反映了其被制作和使用的环境。鲍亚士主张“尽管类似的原因产生类似的结果，但类似的结果不见得具有类似的原因”。鲍亚士认识到，即使是形态相似的器物，也可能基于不同原因，而在不同脉络中发展出来。欧提斯的博物馆展示依据几条演化路线来组织，错误地将类似结果并置在一起；那些沿着脉络路线而组织的展示，将会呈现类似的原因。
1892年，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馆长暨研究员普特曼(Frederic Ward Putnam)被任命担任芝加哥博览会民族学与考古学部门的负责人，鲍亚士获聘担任他的助理，鲍亚士因此有机会将他的研究取向运用于展示。鲍亚士安排了十四位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夸扣特尔人来到芝加哥，并居住在一个仿造的夸扣特尔村落中，他们可在那里依据脉络来进行其日常工作。
在世界美洲博览会之后，鲍亚士在芝加哥新设立的费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工作直到1894年，当时他的职位(在违反他的意志下)由美国民族学局的考古学家霍姆斯(William Henry Holmes)所接替。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民族学与人体学的助理研究人员。1897年他组成了 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队(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一场为期五年对于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这些人的祖先是从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迁移而来。他尝试沿着脉络的路线来组织展示，而不是沿着演化路线。他也发展了切合其策展目标的研究计划:从扩大在一个社会之内的各种诠释脉络的这个角度，来描述他对学生所下的指令，他解释说：“...他们自己取得标本；他们取得对这些标本的解释；他们取得相关文字资料，一部份关联到这些标本，一部份关联到这个人群的概况；而且他们取得当地语言的语法资料”。这些扩大的诠释脉络全被抽离进入一个脉络，这是这些标本或标本组合体，可能被展示的脉络：“我们希望有一套蒐藏品，依据各个部族来安排，这是为了传达每个群体的特殊风格”。然而，他的取向使他与博物馆总裁杰瑟普(Morris Jesup)以及馆长班普斯(Hermon Bumpus)发生冲突。他于1905年辞职，再也没有为任何博物馆工作。
[编辑本段]学术生涯晚期：学院人类学
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体质人类学讲师，并于1899年升等为人类学教授。然而，在哥大教学的人类学家分属不同科系。当鲍亚士离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协商将人类学家集中到同一个系，鲍亚士将主持该系。鲍亚士在哥大的人类学系成为美国第一个设立博士课程的人类学系。
在这段期间，鲍亚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将美国人类学会(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组织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个伞形结构组织。鲍亚士起初希望美国人类学会的成员限定为专业人类学家，但是麦克基(W.J. McGee)（另一位参与由鲍威尔所领导的BAE的地质学家）主张，该组织应当开放其他学科加入成员。麦克基的立场站了上风，而且他在1902年被选为美国人类学会的首任主席。鲍亚士与普特曼（Putnam）、鲍威尔和荷曼斯（Holmes）同时被选为副主席。
鲍亚士同时在哥大和美国人类学会，鼓吹人类学“四大分支”的概念；他亲自为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做出贡献。他在这些分支的工作担任开路先锋：在体质人类学，他领导学者远离种族的静态分类学，而强调依照人类生物学与演化进行分类；在语言学，他打破了经典文献学的局限，并确立一些现代语言学及认知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在文化人类学，他（与马凌诺斯基一起）建立了脉络论者的研究取向，探讨文化、文化相对论与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法。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被认定不仅将不同类型的人类学家集中到一个科系，更是透过将人类学研究的不同课题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课题，来重新设想人类学，这是鲍亚士对这个学科的重大贡献，并成为美国人类学有别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人类学的特征。这个研究取向将人类学的课题－－人类物种界定为一个整体。这个焦点并未使鲍亚士寻求将所有的人类与人类活动形态化约为某些最小厘米母；更恰当的说，他明白人类物种的本质，将是在于人类形态与活动方面的为数庞大的变异（这是一条类似于达尔文探讨一般物种的研究取向）。语言学
尽管鲍亚士曾出版对美国土著语言的描述研究，并撰写关于语言分类工作在理论上的困难之处，他仍将这个主题留给同事与学生如萨丕尔（Edward Sapir）去研究文化与语言间的关系。
但是，他1889年的文章《关于交替语音》（"On Alternating Sounds"）为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两科的方法论，提供了非凡贡献。这是对1888年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Daniel Garrison Brinton）所发表论文的回应，当时布林顿为宾州大学的美国语言学与考古学教授。布林顿观察到，在许多美国土著的口语中，某些语音规律地交替。这显然不是个人口音所产生的作用；布林顿并未暗示说某些个体对于某些单字的发音异于他人。他主张有许多单字，甚至在被同一个说话者重复说出时，其发声法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运用演化理论，布林顿主张此种普遍的不一致性是语言处于劣等的标记，以及美国土著都处于他们演化过程低等阶段的证据。
鲍亚士对布林顿所讨论的内容十分熟悉；他在巴芬岛和太平洋西北从事研究时也经历类似事情。然而，他主张“交替语音”绝对不是美国土著语言的特征——甚至他主张它们根本不存在。鲍亚士并未将交替语音当做文化演化不同阶段的客观证据，而是从他多年来关于客观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的研究兴趣，来看待它们。他也思考先前对演化取向的博物馆展示的批评。在那里，他指出两种东西（如物质文化的器物）表面上看来是相似的，可能在实际上却是非常不同。在这篇文章，他提出一种可能性，两种东西（语音）看似不同，可能在实际上却是相同的。
简言之，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不同语音的“感知”上。鲍亚士以提出一个经验问题开始：当人们用不同方法描述一个语音时，是因为他们不能感知其差异，或是可能存在另一个理由？他立刻就确定立场，他不关心关于感知缺陷的个案——等同于色盲的听觉障碍。他指出，这些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个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等同于用相同方式描述不同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这是研究描述语言学的关键：当研究一种新语言时，我们如何注意不同单字的发音？（在这一点上，鲍亚士预见了并奠定了音位学（Phonemics）与语音学（Phonetics）的区别。）人们可能用多种方法来发音一个单字，而且依然认知他们正在使用同一个单字。那么，问题并不是“这些知觉未能被他们个人所认知”（换言之，人们认知到某些发音的差异）；而是这些语音“是依据其相似性而被分类”（换言之，人们将多种被感知到的语音归成同一类）。一个类似的视觉例子包括描写颜色的单字。英语单字“green”能被用来指称多种明暗、色调、浓淡。但有些语言并没有指称“green”的单字。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可能将英语使用者所称的“green”归入“yellow”或“blue”中。这不是一个色盲的例子——人们能够感知颜色的差异，但他们归类这些相似颜色的方式有别于英语使用者。
鲍亚士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因纽特语的研究。研究者们已发表某个特定单字的许多不同拼法。在过去，研究者透过许多方法解释这项资料－－它可能指出对某个单字发音方式的各地变异，也可能指的是不同方言。鲍亚士主张另一种解释：差异并非在于因纽特人如何发出这个单字的语音，而是在于使用英语的学者如何感知这个单字的发音。这项差异并非在于英语使用者本身无法感知这个被讨论的发音；而是英语的语音系统无法适应被感知的语音。
尽管鲍亚士对描述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特殊的贡献，但是他最终的论点是意义深远：观察者的偏见并不必然是个人的偏见，它可能是文化的。换言之，西方研究者的感知范畴，可能有系统地导致一位西方人误解或无法完整感知另一文化中的一个有意义的成分。如同他对梅森的博物馆展示所提出的批评，鲍亚士论证了这个看似文化演化证据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合乎科学的方法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优越的信念所产生的结果。这个论点为鲍亚士的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某个文化的各种成分，从该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即使它们从另一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或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编辑本段]学生与影响力
从1901年到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只产生了七位人类学博士。尽管依据今日的标准，这是非常小的数目，在当时却足以让鲍亚士在哥大建立的人类学系，成为美国最卓越的人类学课程。此外，鲍亚士的许多学生继续在其他主要大学建立人类学课程。
鲍亚士的首位博士生是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Alfred L. Kroeber）（1901年），他连同鲍亚士的另一位学生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1908年）创建了柏克莱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人类学系。他也培养了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904年）——首批土著美国印第安人类学家之一（福克斯人（Fox）），在1909年于菲律宾研究时遭到杀害——以及亚伯特·刘易斯（Albert B. Lewis）（1907年）。鲍亚士也培养了其他许多对学院人类学的发展深具影响的学生：弗兰克·斯佩克（Frank Speck）(1908年)由鲍亚士培养，却在宾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迅速着手在该校创建人类学系；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909年)和费-库珀·科尔（Fay-Cooper Cole）(1914年)在芝加哥大学发展了人类学系;亚历山大·戈登卫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1910年)与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她1899年从哥大获得社会学博士，但后来向鲍亚士学习民族学）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创立人类学系;莱斯利·斯皮尔（Leslie Spier）(1920年)后来在华盛顿大学和其妻子欧娜·甘瑟(Erna Gunther)(也是鲍亚士的学生)创建人类学系，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1923年)在西北大学创立人类学系。他也培养了约翰·里德·斯万顿（John Reed Swanton）（在1900年取得哈佛博士之前，曾在哥大向鲍亚士学习两年），保罗·拉丁（Paul Radin） (1911年)，露丝·潘乃德(1923年)，格拉迪斯·理查德（Gladys Reichard）(1925年)于1921年在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开始授课，后来升等为教授，露丝·班佐（Ruth Bunzel）(1929年)，亚历山大·莱瑟（Alexander Lesser）(1929)，玛格丽特·米德(1929)，以及吉恩·韦尔特菲什（Gene Weltfish）（她在1929年论文答辩，尽管她直到1950年哥大降低所需费用后，才正式毕业）。
他在哥大的学生还包括墨西哥人类学家曼纽尔·加米欧（Manuel Gamio），他在1909到1911年师从鲍亚士后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17年成为墨西哥人类学局首任局长；以斯帖·戈德弗兰克（Esther Goldfrank）于1919年随鲍亚士前往新墨西哥州从事对普布罗印第安人的研究；吉尔伯特·弗雷耶（Gilberto Freye），他在巴西形塑了“种族民主”的概念；以及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小说家卓拉·尼尔·赫斯特（Zora Neale Hurston），她1928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这是附属于哥大的女子学院。
他也影响了克劳德·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后者是他在晚年寓居纽约时，于1940年代遇到的。
鲍亚士的几位学生持续担任美国人类学会的旗舰期刊《美国人类学家》的编辑：约翰·里德·斯万顿(John R. Swanton) (1911, 1921-1923)，罗伯特·罗维(1924-1933)，莱斯利·斯皮尔（(1934-1938)，以及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 (1950-1952)。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学生John Alden Mason在1945-1949年当编辑，而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和罗伯特·罗维的学生沃尔特·戈德施米特（Walter Goldschmidt）在1956-1959年担任编辑。
鲍亚士的大多数学生同样具有他对谨慎的历史重建的关注，以及他对臆测的演化模型的反感。此外，鲍亚士鼓励他的学生，批评他们自己就如同其他人批评他们一样。例如，鲍亚士起初为他将头骨指数（头骨形态的有系统变异）做为描述遗传特征的方法提出辩护，但后来在进一步研究后否定了他早期的研究；他同样批评了他自己对（太平洋西北海岸）瓜求图人语言及神话的早期作品。
鲍亚士的学生受到此种自我批判动力所鼓舞，以及鲍亚士学派致力于从报道人那里学习，并根据个人的研究发现来塑造论点，因此这些学生迅速偏离了他自己的研究论点。他的学生很快试图发展鲍亚士普遍反对的巨型理论。克鲁伯使他同事的注意力转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分析二者结合的可能。露丝·潘乃德发展了“文化与人格”以及“国民文化”（national cultures）理论，而克鲁伯的学生朱利安·斯图尔德发展了文化生态学及多线演化论。
然而，鲍亚士对于人类学具有不朽的影响。事实上所有人类学家如今都接受鲍亚士对经验论及他的方法论文化相对论的支持。此外，事实上所有文化人类学家如今都分享着鲍亚士对田野研究的贡献，这包括长期居住，学习当地语言，并与报道人发展社会联系。最后，人类学家继续尊崇他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Thomas Gossett在1963年《种族：在美国的一个思想的历史》（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一书中，写道：“在历史上，鲍亚士在打击种族主义偏见上，可能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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