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学家、林业教育家牛春山出生
牛春山，树木学家、林业教育家。从事林业教育与林业科学研究５０余年，为我国培养了几代林业科技人才。在教育思想方面，一贯主张验证重于讲授，教学结合生产；并总结出“多采集、多解剖、多鉴定”的教学经验。主要著作有《陕西杨树》、《中国森林地理》等。
牛春山，原名牛富裕，１９０４年９月１９日生，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刻苦好学的优良作风。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在山东烟台益文学校学习，半年后转入烟台先志中学。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２月在南京青年会补习英文。１９２５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金陵大学附中），１９２７年考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学习成绩优异，偏爱分析化学和树木学两门课程。１９３１年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金陵大学林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牛春山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决心为振兴我国的林业科学培养人才。他先在广州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任技助，后于山东临沂乡村师范和江苏（今安徽）萧县师范当教员。１９３３年７月间，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在“开发西北”的口号下，立志振兴陕西，广为招贤纳士，欲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的毕业生中，为陕西第一农业职业学校招聘教员。牛春山闻讯，喜出望外，只身投奔陕西，被聘为该校林科教员兼农场主任。从此，他正式登上了林业教育讲坛。１９３４年起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森林科教员兼主任。１９４４年任甘肃天水西北公路局专员兼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技正。１９４５年任兰州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教授兼主任。１９５０年起在武功西北农学院林学系（１９８０年改称西北林学院）任教授至今。１９５０—１９６７年任西北农学院林学系系主任，主持系务十余年。结合教学与科研，曾编著《陕西杨树》；编写的另两部书稿《陕西树木志》和《中国森林地理》正在付梓中；目前正从事《中国重要树种特性》的编撰工作。
在时局混乱的年代里，牛春山恪守“小楼一统”的信条，孜孜不倦，埋头苦学。他坚信“师傅不明，徒弟拙”的道理，认为一个教师倘若自己不学无术，要教好学生是困难的，因此他常称颂他的老师陈嵘，堪称一代宗师，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从不懈怠学习，恰如鲁迅说的那样，陈嵘也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牛春山大有先师治学的遗风。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处处认真，一丝不苟，即使在百忙中仍抽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其它外文。牛春山视时间为生命，从不虚度光阴，也从不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工作效率很高。他学而不厌，人们给他冠以贬意的绰号“书呆子”，其实他是追求学问的书迷。１９３８年，时局骤变，他教的２７级（民国２７年）学生，大部分投奔延安，之后纷纷给牛春山写信，宣传革命主张。但信件全部被当时武功县国民党特务机构截祝因此牛春山被当成共产党嫌疑犯，要加以逮捕。经教务长齐敬鑫、总务长陈家珍出面再三解释和担保，才得以幸免。
牛春山说，人的生命有限，而新东西层出不穷，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不能借口年老而不学习。他虽已８６岁高龄，每天还给自己规定了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英国Ｒ．占德（Ｇ０ｏｄ）著的《显花植物地理》是世界名著，长达５７万余言，被他列为精读书目，已读了好几遍，上面划满了各种符号。由于该书汉译本错误不少，并缺好多图表，因此他四处托人买英文原版。牛春山读书特别认真，善于质疑，追本溯源，什么问题都非弄个明白不可。１９８６年９月，学院领导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说：“像我这样大年龄的人，不敢说有什么打算，将来实现不了，不是向组织说了空话吗？我认为我应该坐下来好好读些书。过去教书，写书，支出的多，收入的少，收支不平衡，现在想增加点收入，就是多读书，一方面充实自己，进行知识更新，一方面可以检验我过去写的东西是否正确。”
牛春山学而不厌，目的是为了更多的输出，教好学生。他说：“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具有一桶水。”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无论什么时候去向牛春山请教问题，都能得到圆满的解答。凡是没有把握的问题，牛春山宁可暂不作答，也不虚诳学生一语。待学生走后，他寻找答案，弄个水落石出，再去找学生回答。
牛春山最感兴趣的是和同学探讨业务，最讨厌的是海阔天空的闲聊和搬弄是非。所以他不但授人以知识，而且诲人以道德。他有个习惯，凡是来请教或交谈问题的人都百问不厌，能让你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如果在他面前说长道短，搬弄是非，他立即眯缝起眼睛，无精打采，表现不愿意再听下去的厌烦心情。
在教育思想方面，牛春山一贯主张验证重于讲授，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他讲授树木学和森林地理两门课程，既重视课堂讲授，又注重实验实习，以培养在品德上和业务上过硬的技术干部为目标。
树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如果从理论到理论，学生不但听起来枯燥，而且不会有多少实际收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牛春山向学校建议，在秦岭宁陕县建设火地塘教学实验林场，在校内建立标本室和实验室，在学校附近设立林业试验站和树木园（树木园毁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这些积极的建议，都被学校采纳并付诸实施。学校的标本室就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从而解决了教学实习实验的种种问题。为了更新知识，补充教材内容，常讲常新，牛春山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亲赴甘肃、宁夏、江苏、广东等省（区）作森林调查、采集标本。仅在陕西他就二上巴山、四登太白，去陕北风沙区亲自作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资料，更新了教学内容。他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教师只教书，不搞实际调查研究，书是教不好的。牛春山在调查的同时，有目的地和生产单位联系，了解毕业学生的工作情况，包括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然后用反馈得到的信息改进教学。所以他总结出“多采集、多解剖、多鉴定”的“三多”教学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
牛春山讲课生动有趣。如讲授枯燥难讲的树木学时，常用一些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某个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寓趣味于知识之中，便于学生记忆。牛春山的不少学生回忆起几十年前老师讲课的生动形象，仍言犹在耳，记忆犹新。
牛春山勤于实践，深入调查研究，足迹遍布省内外，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恰如他的一首诗所写的：“一生足迹遍秦岭，多次采集南山中，爬山越岭钻丛林，山人皆呼太白通。”
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其举止言行，无不给学生以影响。牛春山给学生的印象是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凡要求学生说到做到的，他首先说到做到，一丝不苟。学生们说：“不知是什么缘故，牛老师特别令人尊敬，细究起来，恐怕还是他能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他要求学生背诵树木的学名，谁也别想蒙混过去，因为他首先能把所教的树木学名背得烂熟。”
牛春山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规律，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他从家到图书馆到办公室路线是固定的，即使茶余饭后散步，路线也是固定的。由于他经常踩踏，一条固定的小道形成了。师生们风趣地称这条小路为“春山路”。有的学生用牛春山走路的时间来对表，说牛老师每天经过某处时是几点几分，一对，不差上下，可见他的生活象钟表一样的有规律。几十年来，不管是寒冬酷暑，还是急风暴雨，他都提前十分钟到达办公室，打扫庭院，等其他人上班来时，他已端坐在位，专心工作了。
牛春山和学生上山采集标本，总是身先士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１９５０年，牛春山和学生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组织的秦岭森林调查时，沿路有国民党军队南逃时埋设的地雷，经常有人不慎被炸死。牛春山带领十几个人，毅然前往。为了尽量避免伤亡，牛春山当时规定了两条：一是把距离拉大，即使不慎踩上雷，伤亡也小；二是他走在最前面，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让后边的人踩着他的脚印走，就这样慢慢地摸到了山顶，无一人伤亡，顺利地完成了采集任务。
在探讨学术思想中，牛春山说：“我一贯主张走自己的路。可以借鉴国外，但必须立足国内，特别注意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科学研究要创新，既要创新，又要遵守自然规律；既要攀登科学高峰，又要不畏艰难险阻，这既需要有比较广泛的科学基础，又要有一定的专攻方向，没有广泛基础，专业难以长进，这就是由综合到专业。”牛春山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终于成为我国树木学界的著名专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牛春山在开始工作时，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所以他一直围绕主攻方向博览群书、收集材料。他说：“搞科学研究要‘未雨绸缪’，不能‘临渴掘井’。正如鲁迅说的‘仓促没有话说，怪你平时不想’。所以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趁早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研究方向就知道搜集什么资料，钻研业务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这样可以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牛春山给自己确定的研究方向是编写《中国森林地理》。森林地理是林业科学中集理论性、综合性于一身的一门学科，它涉及树木学、森林学、森林经营学、植物生态学、植物地理学、历史植物地理学和地质学、气候学、土壤学、地貌学等多种学科，这也是人们少有问津的原因。牛春山方向既定，就坚定不移地要攻下这个难关。１９５６—１９６１年，他对自己编写的《树木学讲义》教材不断补充更新，增加了森林地理的内容。当时提倡开选修课，牛春山身为系主任，带头开了“森林地理学”课。历时３０多年，《中国森林地理》终于脱稿。由此可以看出他始终围绕森林地理阅读、积累，以至成书。
为了完成这部理论专著，牛春山废寝忘食，除广泛阅读有关学科的书籍外，还将１９８６年以前国内外有关期刊一一翻阅，作了５３０９张文摘卡片，其中树木分类２６２０张，森林地理１３６８张，还有果树、野生植物资源、古树档案等。牛春山珍惜地把它们装在８０个卡片盒子里。“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卡片被视为黑材料。他被揪斗游街时，人们就把卡片用铁丝串起来挂在他的脖子上。游罢街，牛春山顾不得休息喘气，便急忙四处寻找丢失的卡片，然后把它们重新珍藏起来。
牛春山最忌者是理论脱离实际。他每从事一件工作，都要考察它的实际应用价值。他写的《太白山森林调查报告》、《陕西树木志简易本》和《陕西杨树》都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内容，对陕西的营林生产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太白山森林调查报告》发表于１９３８年。当时，科学研究尚未开展，秦岭、太白山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牛春山用４０多天时间，穿林越涧，弄清了太白山植物的垂直分布带，给陕西林业的教学、生产、科研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陕西树木志简易本》，实际就是从《树木志》中抽出的一个较详细的“检索表”。１９５０年，西北农林部在组织秦岭北坡森林调查的时候，急需这本资料来解决树木鉴定问题，因而将该书复樱牛春山把其中主要的别名特征等删去，仅列检索表和分布两项。它的实用价值和历史作用是很大的。
《陕西杨树》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写成的。当时国内学术思想混乱。在国外，杨树分类尚属老大难问题，因为搞植物分类的人不搞栽培或杂交育种，搞杨树生产的人又多不搞分类。更因杂交关系，树木名称混乱，形态虽然极相似，但有区别，鉴定极为困难。此时适逢我国大量引进外国杂种杨树，你叫你的名，我叫我的名，谁对谁错，莫衷一是，因而造成生产中的一大难题。为了理清头绪，正本清源，牛春山主持编写了《陕西杨树》，解决了杨树分类一大难题。象这样系统全面的杂种杨树分类的书籍，在美、苏、英等先进国家还不曾见到。
《中国森林地理》的成书过程，更体现了牛春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思想。为使这本书更有价值，他考虑到实际中的方方面面：（１）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对林业生产起到理论指导作用。所以，在编写过程中，除加强理论和实际叙述外，还在每区特写一节“营林方向”，一方面贯彻中央有关林业的政策法规，一方面联系地区实际贯彻理论指导生产的方针。（２）教学科研亟需的东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学上特别是培养研究生没有教材；搞科学研究，苦于找不到资料；林业生产上对树木特性认识不足等。为此，牛春山对其所用的参考文献按地区（共分７区１０亚区）按年代列出，查找极为方便；为了营林生产的需要，除介绍６４种树木特性外，还在内容方面力求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存在的问题和各家的看法以及他个人的观点和如何解决等，使读者便于鉴别和分析。（３）读者的需要和方便。牛春山在书中引用的资料较多，如树木学名就有６０２０个，涉及的范围很广。为使教师备课或搞科研查找资料节省时间，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疑难或生僻名词，总是尽可能加“编者注”以解释清楚。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使牛春山养成了严谨治学的好作风。做学问，他一贯主张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添油加醋，无知妄说，还要善于质疑，敢于提出不同看法，从不人云亦云。
他在主编《陕西杨树》一书时，为了弄清１５Ａ杨树的来龙去脉，携同有关人员，到全国许多地方实地考察，广泛搜集资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但还是没有弄清楚。当时有人主张下结论，说反正别人也搞不清，我们说了别人就会依从。牛春山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搞不清就搞不清，我们可以把问题提出来，供别人研究时参考，我们决不能无知妄说，让人贻笑。”后来有人发表论文，在根据很不充足的情况下，给１５Ａ杨树断然下了定义。有的同志就埋怨牛春山太谨慎，没有捷足先登。牛春山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应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科学上，千万不可虚逛一语。”
牛春山治学严谨还表现在坚持真理的坚定态度上，他不唯上，不唯名，谁说的正确就依从谁。《中国森林地理》一书中关于东北的分区，全国几位名家和一位日本专家各抒己见，颇有分歧。牛春山经过推敲分析，结果大胆采用了东北林学院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姓赵的青年人的意见。这位青年人和几位名家意见不同，用自己实际勘察植物的分布状况划了线。牛春山认为这位青年人的意见正确，符合自然规律，和自己的看法一致，所以就采用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几句诗可作为牛春山形象的写照。眼下，他不顾年高体弱，正争分夺秒地整理长期收集的资料，努力完成他的另一部专著《中国重要树种特性》，为中国林业科学的进步继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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