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韵学家董同龢出生
董同龢
董同龢先生，江苏如皋人，清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二日生于云南昆明。母家为浙江籍，而宦居昆明，先生即生于其外祖家，至四、五岁始回如皋。后其父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乃举家入京。毕业於北京市立第一中学后，因肺病休养三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虽体质羸弱，而用功活跃，曾担任《清华周报》副刊编辑，并膺选中国文学会主席。毕业后旋即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六年中日战争爆发，随史语所辗转迁移，二十七年迁至昆明，二十九年冬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三十二年升任副研究员。三十四年战争结束后，随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三十五年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三十八年随史语所迁至台湾，同年升任研究员，并受聘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尔后除四十三至四十五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为访问学人；四十五年赴日本京都大学短期访问，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任客座教授外，均任职於史语所及台大中文系。五十二年（1963）逝世，享年五十三。
先生就读清华大学期间，尝从王力先生习音韵学。王先生所著《汉语音韵学》一书，即以先生之听讲笔记整理而成。其时唐《切韵》残本正引起学者注意，先生亦颇留心於此。二十五年毕业，撰成学士论文〈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讨论该书之作者及来源等问题。旋即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赵元任先生助手，并时向李方桂、罗常培诸先生请益。赵元任先生为王力先生业师，是以先生日后每作书与赵先生，必以「再传弟子」自称。
先是，自十七年至二十三年间，史语所陆续调查两广、陕南、徽州等地之方言。二十四年春，拟定全国方言调查总计画，由赵元任先生领导，自二十四年春至二十五年冬，已完成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之调查。先生初入史语所，即加入《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之整理撰写。虽未参与调查，而该调查报告中之分地报告实以先生之力居多，所撰者几占全数之半。未几，史语所因战事迁移，方言调查工作无法按原订计画进行，而将调查对象转向西南各剩二十九年春，调查云南省，同年秋，调查四川省，先生均参与工作，实地从事方言调查。
史语所方言调查计画之拟定，在於「以最少的时间获得全国方言的大概情形」，故所采调查方式，以记录某些预先选定之字为主。先生於参与调查之中，思考此种方法之得失，深知就该计画之出发点而言，固然经济有效，然若就语言整体瞭解观之，则是法确有明显之短处。一则选字以现代各方言所自出之中古音系为据，求得之音韵系统，难免为演绎之者，而非归纳之者。二则以此方法所得语料，自成片断之真实语言记录极少，於词汇与语法之观察无从著手。是故先生执行史语所计画时，亦颇思脱离汉字羁绊，依照语言研究之基本步骤记录汉语。三十五年春，史语所第二次调查四川方言，先生於成都纪录华阳凉水井之客家方言，始尝试纯以描写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次年春撰成〈华阳凉水井客家方言记音〉，於三十七年发表。该文提供完全得自口语之语料，并由语料归纳音系，整理语汇，不仅为客语之第一篇调查报告，亦为首次以纯粹描写语言学立场撰成之汉语方言调查报告。
方言调查工作之外，先生自大学起，对於汉语音韵史之兴趣及研究，虽於颠沛之中亦未尝停顿。三十三年在李庄石印出版《上古音韵表稿》，运用可靠材料与语言学理论拟构上古音音值，修正高本汉先生诸多看法。同时进行中古音之研究。三十五年以广韵重纽问题研究之成果，与周法高先生同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三十七年发表〈广韵重纽试释〉，於三等韵重纽问题初步理出头绪，以为重纽实系二类不同韵母之对立，而非声纽无意义之相重，此种韵母之区别至为紧要，而向为学者所轻忽。次年发表〈等韵门法通释〉，釐清明清以降说等韵门法者妄以己意附会而立说纷纭之谬。该文阐明门法沿革，辨明门法於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所载〈门法玉钥匙〉以前及其后实有不同；比较门法与其他等韵条文之异同，并根据对中古韵书与韵图之最新认识，说明刘氏以前门法性质而逐条予以诠释；更就刘氏以后门法变革论其得失。而此轇轕数百年之音韵学史料从此人人可识。
三十八年，先生随史语所迁至台湾后，即兼受聘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先生结合教学与研究，因讲授声韵学而编写之《中国语音史》，於四十三年出版，建立其上古至现代完整之汉语音韵史系统。惟出版时因排印困难而有所删节，日后始据遗稿增补，改名《汉语音韵学》。
在台期间，仍持续从事方言调查。四十一年春，利用带领学生记音实习之机会，开始记录闽南语，次年春与学生赵荣琅、蓝亚秀合撰成《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亦采调查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录口语之方法。该书当时并未刊行，而於先生逝世四年后始出版。此后至四十三年赴哈佛访问前，陆续记录十馀种闽南方言，皆采相同方法，不用事先编订之单字表与词汇表，而随机记若干日常用语，及故事、俗语、歌谣等较长语料。四十六年先发表〈厦门方言的音韵〉，自陈发表该文动机，谓闽南话以厦门方言为主，虽已有诸多研究，然既亲身观察，而知前人所言犹有未荆以现代之语言研究者立场而言，研究一语言，求得其音韵系统，订定一套合宜之音标，实非易事。若研究者目的有异，处理材料之态度有所不同，则各家必不完全一致。故自四十三年因离台中断闽南语纪录研究，而正预备恢复继续之际，将所见先行公布，抛砖引玉，以为日后工作之指标。四十九年复发表〈四个闽南方言〉三百馀页，处理厦门、晋江、龙溪、揭扬四种方言，分为个别描述及比较音韵二部分。自言其本预备在已纪录之十 多种闽南方言基础上，随时添加，俟材料齐全，将以进行大方言区之详细比较研究，绘制方言地图，然近年工作进行之中，时有感於此大功之告成，已不能寄望於最近之将来。一则语言纯粹之发音人日益难寻；一则以一人之力，整理众多材料，实不知俟之何年。是故决定先就已有材料为初步处理。该文选取者，为闽南语中流行最广之厦门话，及泉州方言、漳州方言、潮汕方言样品各一，已足以表现闽南语粗略轮廓。
四十六年夏，先生参与台湾大学山地人类学研究队，指导学生记音实习，始接触台湾南岛语言中之邹语。次年夏，带领王崧兴、管东贵、郑再发等再度赴阿里山区调查邹语八十馀日。至五十二年春撰成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Formosa"（《邹语研究》）六百馀页并付樱而先生旋即发病，终未能亲见此一力作出版。先生晚年，常向学生言及其愿有二：一为藉台湾南岛语言之调查研究，将语言学确实移植至国内；一为利用现代语言学观念，建立可称为一门学术之训诂学。惜乎先生早逝，未能进行更多南岛语之研究，而古籍训解字义研究之计画亦未及实行。
先是，先生初入史语所时，尝从罗常培先生问训诂。罗先生意训诂亦语言研究之一部分，若由现代语言学之词汇学、语意学、语源学入手，当能理出头绪云。其后先生时念以语言学知识运用於古书训解，而苦无机会。四十七至四十八年间，受高本汉先生著《诗经注释》激发，立意尝试为之。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对此亦表支持，因召集学生数人，每周举行「古籍训解讨论」一次，利用《诗经》、《战国策》为材料，根据现代语文学基本知识，先排除不可理解有悖常理或不能持之有故之说，再尝试建立可理解可信之说解。一年之中，积极结论虽不多，而众人从此知训诂之不能任意为之，如有所见，必有所据而人皆可理解，至若有未能解决之问题，实因蒐集整理资料之基本工夫不足之故。四十九年，出版《高本汉诗经注释》中译本。自云翻译此书之意，在使有志趣之年轻学者多多领悟：虽读古书，而现代工具与方法极为重要。先生坚信若有一学者，与高氏唯一之异，仅在幼年所受薰陶为中国或为西洋文化背景之异，是二人解读《诗经》，在语文学知识方法所能掌握之范围内，必不致有基本之差别。
五十年二月廿一日，先生在史语所讲论会发表演讲，题为「古籍训解和古语字义的研究：一个工作计划的拟议」，提议逐部整理中国古籍，以单一古籍为单位，研究其语法及语汇，以此为基础，再从事整体比较研究。会中劳干先生云：「先生所为系发凡起例之工作，何时完成，不可预料，惟此乃一方向。」先生逝世后，郑再发先生整理其遗物，内有该次演讲之草稿，其文末云：「又有人说：照你那麼说，要多少年做完呢？这我完全不能回答。显然的，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完的，一个人如要做出一些可观的成绩，毕生从事也还有希望。然而，我们都知道，近代的学问渐渐不是一家之学了。这个计划如值得做，史语所这个团体是责无旁贷的，在团体的进行之下，假我数年，……。」此未完之稿竟停笔於此，而天不假年，对於训诂学之计画终未能著手实行。
五十二年春，先生带领学生郑再发、丁邦新、郑锦全、严棉等，调查高雄县之南邹语，步行十二小时陡峭山路始达目的地。调查期间日间记音，夜间督导学生制卡分析，工作繁重，导致胃痛不堪。下山后住院检查，诊断为黄疸阻塞，开刀不治，於同年六月十八日逝世，享年五十三岁。身后留下遗孀及二子。
先生任教台大中文系前后十五年，学生龙宇纯、杜其容、郑再发、丁邦新、梅广、郑锦全等均能发扬先生之学，为语言学界当代重要学者。先生访问哈佛大学二年期间，梅祖麟先生适就读该校，得有机会向先生请益受教，执弟子之礼。学生之中，丁邦新、梅祖麟、郑锦全三位今皆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先生生前出版之专著有《上古音韵表稿》、《中国语音史》、与赵元任先生等合撰之《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译著有《高本汉诗经注释》。身后出版者有《邹语研究》、《语言学大纲》、《汉语音韵学》（即《中国语音史》之完整原稿）、与赵荣琅及蓝亚秀合著之《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丁邦新先生所编《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等。先生不仅於汉语古音研究有重要成就，於汉语方言研究复突破以往仅据《广韵》字表调查之限制，增以长篇语料，更能真切掌握语言事实。其〈四个闽南方言〉又开方言比较研究先河，方言之历史音韵研究基础於焉奠立。罗杰瑞（Jerry Norman）先生即受该文启发，而研究比较闽语有成，此亦可谓先生学术影响之一端。先生所治，於汉语之外，更及於南岛语言，其领域之宽广、治学之严谨、眼光之远大，有后学所不能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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