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逝世

田中义一

田中义一（たなか ぎいち ,1866-1929） 日本第26任首相。山口县人。陆军大学毕业。

生平
到长州藩的萩，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里曾涌现出许多推动明治维新的英雄豪杰。1863年田中义一出生于萩的菊屋横町，其家是俸禄微薄的藩士。田中生下来个头就很大，以至他母亲怀孕时被人误以为怀了双胞胎。这种体格为他以后进入陆军发展打下基矗田中在少年时代非常淘气，不难想象，在遍地都是明治维新英杰遗迹的萩藩，田中也许在梦中都在追寻着他们的足迹。
[编辑本段]作为军人的足迹
田中义一是继山县有朋之后又一位出身于长州蕃的著名军人，是长州藩第二代领袖，从而倍受瞩目。除田中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具有同样背景的人，田中之所以能成为长州藩第二代领袖是有理由的。他具有作为军人政治家超群的策划能力和良好的视野。
1892年，田中二十九岁时从陆军大学毕业，两年后参加日清战争。战争中，他于1895年任第一师团参谋，为第一师团制定了动员制度。内容非常细致，完成度很高，几乎是原方案被采用，其它师团也都把它借去使用。为此他得到认可，第二年进入参谋本部工作。1906年，他受山县有朋之命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草案。
1909年田中升任军事课长，他在任中的作为证明了他的实力。1910年11月，他一直倡导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成立。该会是将已经结束现役的后备役军人组织起来，既可削减国家军队维持费，同时又能把国家意志广泛传播到国民当中去（之后预备役也列入其中）。该会在起立之初仅以陆军为对象，从1914年开始把海军也加入进来，使该组织最终完善。另外，他让强烈批判军阀势力扩大到政界的大隈重信担任帝国军人后援会会长，为此大隈不仅停止了对军部的批判，还转为军部的拥护者，开始和当时的桂太郎首相、寺内正毅陆相接近。此后，担任军务局长的田中与寺内陆相一起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提出增设两个师团以保卫朝鲜、满洲等新开拓的领土，由于当时政府奉行财政紧缩政策，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寺内提出辞职，陆军拒绝提出后任陆相人选，内阁不得不总辞职。这次事件成为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导火索。
田中辞去军务局长职务，以对西园寺内阁总辞职负责。1913年末，他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创立了青年团组织，企图通过官办组织来对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思想混乱的局面。由于这个组织是针对小学毕业后到被征兵入伍之间的人员的组织，所以和在乡军人会一样发挥着向国民传播国家意志的作用。1924年他创立了全国性青年组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1939年改组为“大日本青年团”。这个组织有二百五十万成员，成为田中强有力的支持母体。
原敬内阁成立后，山县有朋推荐田中入阁担任陆相。在任期间发生了俄罗斯尼克拉耶夫斯克港日本领事馆遭袭击，七百多名日本人被杀害的事件。在野党攻击陆军应对此次事件负责，虽然田中抵挡住了在野党的攻势，但不久之后就以健康理由辞职。后来，在第二次山本内阁时田中再次出任陆相，利用陆军的设施、人员、物资为关东大地震后的复兴重建工作尽了力，但那届内阁因虎门事件而总辞职。
作为政治家的经历
无论有过多少挫折，田中在军旅生涯中几乎是扎实地一步步向上走。他和政治直接发生接触是在1925年5月接替高桥是清出任立宪政友会总裁。虽然当时在加藤高明领导下成立了护宪三派内阁，但宪政会作为第一大党仍执政界牛耳，为此政友会在山县有朋死后请出陆军第一人田中义一担任总裁，以图获得军队支持，增加问鼎政权的资本。结果第一次加藤内阁在政友会的攻击下发生动摇而总辞职。大选后的组阁权再次落在加藤手上，加上此后的若槻内阁，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政友会一直处于在野党地位。
若槻内阁因紧急敕命案问题总辞职，以此为契机，田中当上首相。据说当时元老西园寺公望原来准备推荐贵族院的田健次郎接任首相，结果却是第一次根据“宪政的常识”把政权移交给在野党，成立了田中内阁。但内阁中法相原嘉道不是政党党员，内相铃木喜三郎曾担任过引发第二次护宪运动的清浦内阁法相。田中本人更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在护宪运动结束后才加入政党。内阁中虽然有许多政友成员，但该内阁决不是在建立在护宪三派内阁的延长线上，奉行的政策与加藤、若槻两人所推进的大正民主主义政策背道而驰。
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比如政府在政策纲领中提出了地方分权，并设置了由田中亲自担任会长的行政制度审议会，对此进行讨论，提出引入道州制、赋予妇女公民权等至今仍在议论的议题。然而最终实现的只是扩大了一小部分自治权而已。政友会长期主张的知事公选制也被内务官僚和内相阻止了。
为应付金融恐慌这个紧迫课题，田中请高桥是清继续担任藏相，打出延期偿付政策，并特别融资5亿日元。田中在对待导致前任内阁辞职的问题上非常慎重，若槻也派人向高桥藏相表示了合作态度，说：“政府为了救济财界在议会上无论提出什么样的法案，我们党决不反对。”因此对这个问题上田中内阁在议会中的运作比较顺利。
田中内阁在金融恐慌以外的问题上则不得不面对严峻局面，因为该内阁是在若槻内阁辞职后匆忙成立的，是一个以少数执政党为基础的政权。1927年6月，在野党宪政会和政友本党合并成立民政党。田中决定通过将在1928年举行的大选塑造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为了赢得选举，政府对一百多名知事以下的地方官吏进行更迭、调任。同时通过贿癣利诱等手段大肆干预选举活动。在野党民政党也加入贿选战。选举结果政友会未及半数，仅比民政党多获得一个议席。为此田中用大量的金钱和职位对中间派人士进行分化拉拢工作，谋求控制议会。这就是日本首次进行普选的真实情景。
此次选举暴露出内阁的软弱性。由于干涉选举而遭抨击的铃木内相被迫辞职，由望月圭介邮递相接任。田中为确保政治资金来源，将空出的邮递相的位子给了刚刚当选议员、有日立制作所背景的原房之助。对此不满的水野炼太朗文相提出辞职。这些都是由于田中在金钱和人事上的作法而引发的，从此媒体就称他为“和制墨索里尼”、“唐吉诃德”。
由于执政党和内阁都不稳固，因此虽然本届内阁通过了政友会一直主张的把地租和营业税向地方转让的法案，但大多数重要法案未能审议完成。为对付以社会秩序特别是经济混乱为发端而漫延的共产主义思潮，政府颁布紧急敕令，修改治安维持法，强化了治安维持法中的罚则，把特别高等警察网络遍布全国，并且大量逮捕共产党员。这意味着政党内阁否定了议会的作用。
除此之外能表现田中政策特色的是他兼任外相时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在外交政策上发挥着很大作用，他否定了币原协调外交路线，向强硬外交路线转换。政府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针。为确保日本在满蒙的利益，日本政府以日本侨民受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侵害为名三次向山东派兵。毫无疑问，田中是想把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政局上转移开。他还任用山本丈太郎为满铁总裁，与张作霖签订《满蒙五铁道借款契约》。但之后张作霖不再听从日本人摆布，关东军就炸了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将其杀害。军部决定不查明事件真相，也不对责任者进行处罚。田中对此持相同态度，仅作出轻微处罚的指示。然而田中在向天皇奏明此事时却称将召开军法会议查明此事，招致天皇对他的不信任，不得不辞职。
成为政治家之后的田中缺乏政治领袖应具备的前瞻性，只能对具体事件进行对应处理。田中一个人可以处理很多事情，如果是在军队那种垂直构造中是可以实现自己想法的，但在政治这样一个近似水平构造的社会中他不会与别人进行合作。他眼中没有民众，心思全部用在如何用金钱维持政权。对他的作法不仅是在野党和国民，中国国民也爆发了强烈不满。田中内阁可以称为有名无实的政党政治。田中在辞职三个月后因窄心症死去。

简历
1863年6月22日 出生于长州（今山口县）
1883年 进入陆军士官学校
1886年 任陆军少尉
1889年 进入陆军大学
1894年 任第一师团参谋
1904年 任满州军参谋
1909年 任军务局长
1918年 任原敬内阁陆相
1922年 任军务局长
1923年 任第二次山本内阁陆相
1925年 任立宪法政友会总裁
1926年 任贵族院议员
1927年 任首相兼外相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 召开东方会议并上呈“田中奏折”1929年 总辞职
9月29日去世，66岁

田中义一生平
田中义一（１８６３年——１９２９年），日本首相。1863年，田中义一出生于一个日本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家境贫寒，其父靠制散卖伞为生。田中义一的一生，主要是作为职业军人渡过的，但在其开始军人生涯时，却有一段曲折经历。１８７６年，田中义一曾一度参加前原一诚领导的武士叛乱，事后以年幼无知幸免于罪。此后曾做过村公所杂役、小学教师。这段经历对他形成平庸、自负的性格打下了基矗自１８８３年１２月起，田中义一先后考入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１８９２年毕业后佩中尉衔。这与当时军界许多同龄人相比，田中义一的起步可谓为时较晚。但素以不读书闻名的田中义一自步入军界后，却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及整建军队中，屡屡展露奇才，并依靠其特有的钻营之道，博得同出一乡的军阀首领山县有朋、桂太郎等赏识，官运亨通，成为长州系军阀嫡系继承人。１９０９年后，田中义一历任陆军事课长、第二旅团长、陆军省军务局长，此间主持修改制订了《部队内务书》、《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陆军教育令》、《陆军补充令》，并在提任军务局长时，秉承山县旨意，协助上原勇作陆军相，以要求增设两个师团问题搞垮第二次西园寺内阁。１９１８年，他以参谋次长身份，策划指导了向西伯利亚出兵。战后，先后出任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陆相，并晋升为大将，获男爵爵位，被列入华族。１９２５年，田中义一退出现役，带着来路不明的３００万日元加入政友会，接替高桥是清就任第五任政友会总裁。他拒绝加藤高明的入阁邀请，导致扩宪三派内阁的垮台。第一次若木规内阁时期，他猛烈攻击政府的对华政策，利用金融危机下出现的整理震灾票据问题，策动枢密院官僚以“违宪”为由，否决政府的救济台银紧急敕令案，迫使若木规内阁总辞职。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０日，田中义一出任政府首相，掌握了大权，但是，新内阁面临的紧急课题，是摆脱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根据大藏相高桥是清的建议，内阁成立后第三天便发出紧急敕令，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兑三周。在此期间，由日本银行向各银行发放２２亿日元非常货款，由政府补助日银５亿日元、台银２亿日元，帮助垄断资产阶级渡过了难关。随后，政府修订了《银行法》，规定开业银行资本不得少于１００万日元，强制加速资本集中过程，使一大批中小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或被吞并，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银行资本急剧增加，五行资本总额竟一跃达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三分之一。金融危机过后，下野的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组成议会第一大党立宪民政党。该党打着“贯彻天皇统治下的议会中心主义”口号在三菱财阀支援下，主动接近元老等官僚势力，抨击田中内阁的内外政策，意在上台执政，对田中义一政权构成巨大威胁。为在下届议员选举中击败民政党，田中义一在大选前对地方官做了党派色彩极为露骨的大调动，随后在１９２８年２月进行的议员选举中，与民政党展开规模空前的收买战，粗暴干涉了选举。凡提及“３００万日元”或“陆军机密费”的演说，一律遭到政府禁止。结果政友会获得２１７个议席，以微弱多数取得了议会中“不自然的多数党”地位。扩大对华侵略，是田中义一推行反动政策的又一侧面。田中义一一上台，便大肆攻击前内阁的外交政策，指责前外相币原“把中国的赤化看作别国的内事，与我无关，实属荒谬绝伦”。在“刷新外交”口号下，他竭立推行“积极对华政策”，亲自兼任外相，并任命殖民主义先锋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协助他制订和推行侵华政策。在所谓“积极对华政策”下，田中内阁为维护在华利益，三次派兵侵略中国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一次出兵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８日，兵力约４ ０００人，占领了山东济南。第二次出兵在１９２８年４月１７日，兵力约５ ０００人。日军再次进据济南后，蓄意挑起中日两军冲突，制造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然后以此次事件为借口，扩大战端，于５月９日第三次出兵增援，总兵力达到１５ ０００人，杀害了３ ０００多中国人。就在第一次出兵后的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田中义一主持召开有外务盛军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驻华公使及总领事等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将中国本土的“满蒙”加以“区别”，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的“根本方针”，并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采取“断然自卫措施”。“济南惨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进，日本豢养的奉系军阀败局已定。田中政府火中取票，乘张之危迫其与满铁社长山本签订日本承建满蒙五铁路合同。接着通告国民政府和张作霖，扬言“战乱如波及满洲”，日本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张作霖在日本一再“劝告”下，乘列车从关内撤往东北，次日凌晨，列车在与满铁交汇处的皇姑屯被炸，张伤重身亡。这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擅自策划的阴谋，他们干掉有所不服日本调遣的张作霖，企图推进所谓“满蒙自治”。皇姑屯事件实际上成为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预演。田中义一推行的侵华政策，急剧恶化了一度缓解的中日关系，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张学良也在抗日热潮影响下，一反亲日政策，揭起青天白日旗，加入国民政府。“积极外交”的失败，不但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更为孤立的境地，也招致国内舆论不满，甚至枢密院、贵族院等保守势力，也感到炸死张作霖的办法过于笨拙。在野党为上台执政，便利用皇姑屯事件攻击内阁，要求追究事件的责任。“皇姑屯事件”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要求追查责任，田中义一不得不提出辞呈。田中义一下野后，一直扬言要东山再起，可惜因心脏病猝发而亡，结束了自己可耻卑鄙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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